“此时，康斯坦丁（陈丹燕注：发明了塞尔维亚基里尔文字的圣人基里尔）察觉到他脸上的第四条皱纹出现了：威尼斯皱纹，这条皱纹加上萨马拉皱纹、哈扎尔皱纹和斯拉夫皱纹，它们纵横交错地分布在他的脸上，好似四张网撒向同一条鱼。”
——《哈扎尔辞典》，p.62
二、三座铜像
从1860年纪念碑那里，我回头望了一眼莫斯科大饭店。咖啡馆的大玻璃窗里透露出金碧辉煌的天花板上捷克水晶吊灯沉重的光芒。那里是晚年的依沃·安德里奇先生每天下午都去的地方。说起来，他也是在萨拉热窝长大的，和卡拉季奇一样。
不过安德里奇先生晚年生活在一个巴尔干难得安宁的时代。1860年纪念碑旁边的莫斯科咖啡馆是他生活中的最爱。他常常去那里喝些不加奶的土耳其咖啡，再用一杯白水冲干净嘴里的咖啡渣。那款咖啡是莫斯科咖啡馆的招牌咖啡，又烫又黑又浓烈，却与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口味截然不同。
安德里奇少年时与1914年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普林西普一样，都是“自由波斯尼亚”读书小组的成员，他甚至也是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时的私人朋友。少年时代，安德里奇已经显露了写作的才能，他还为普林西普写的诗歌提过意见，鼓励他继续写作。
刺杀案发后，受到普林西普牵连被捕的有二十多个人，“都是十九岁甚至更小的男学生”，安德里奇也被捕和关押。只是他在1917年被释放，得以到奥地利和波兰继续学业。四十年代德国侵入贝尔格莱德，安德里奇隐居在老城区的一幢如今刷成淡黄色的老公寓里，在两次大轰炸之间的四年时间里，写出日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甚至因为他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他家乡那座四百多年的土耳其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如今总统府旁边的绿地里，竖立着他晚年在大街上低头散步的青铜雕像，他功成名就，颐养天年。但在此不远的地方，两条大街交汇处的小街心花园里，竖立着普林西普的青铜雕像，一百年过去，他的样子永远停在十七岁上。他羞涩沉默地望着前方，甚至高中都没能毕业，甚至来不及爱上一个姑娘。他被人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恐怖主义者，也被人称为塞族的英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安德里奇在写作时常去街对面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那家小馆子的门厅里还是当年的样子，深褐色护壁板，护壁板上方镶嵌着镜子，安装着黄铜衣钩。以一己之子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林西普有时也去这个小餐馆，他只买得起最便宜的食物，甚至他常常饿肚子。只再过一个街口，金色大白鲸咖啡馆就到了。1914年6月，初夏到来的时候，普林西普和他的两个同学与军人在这家咖啡馆里交接了手枪、子弹和炸弹。送枪来的军人问瘦小的普林西普，是否真的会打枪，能否真的行刺杀。他只说：“是的，我能。”而安德里奇日后说，他赞同暗杀行为，只是他自己杀不了人。
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有两座青铜雕像，一尊是安德里奇，另一尊是普林西普，两个曾经是同一塞族少年读书小组的成员。
不，在贝尔格莱德还有帕维奇的铜像，在安德里奇与普林西普之间的一座公园里。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与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从富有十九世纪余韵的现实主义小说，到二十世纪最出色的现代主义小说，真是对巴尔干故事描绘里最完美的过渡了。
作家安德里奇铜像
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暗杀者普林西普铜像
作家帕维奇铜像
在晚年身心富足的安宁里，安德里奇先生在莫斯科咖啡馆里阅读，会见前来访问他的苏联着名的文学批评家们，直至吃过晚饭，才走回家去。莫斯科大饭店带有强烈的维也纳新艺术风格，是贝尔格莱德负有盛名的饭店，整个南斯拉夫都曾经以去莫斯科大饭店喝咖啡为生活中隆重而美好的事情。那时正是南斯拉夫鼎盛之时，铁托还健在，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国家，正昌盛强大，幅员辽阔，是华约成员国里最富庶的，也是最自由的。安德里奇先生本人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卸任外交官后，他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莫斯科大饭店有种细长的面包棍很可口，与其说它像法国长棍面包的口味，不如说它更令人想起斯拉夫口味，洋溢着朴素的麦香。那里的火腿也与欧洲东部加大蒜的萨拉米肉肠不同，更为细长结实，令人想起奥斯曼骑兵的食物。如今塞尔维亚各地，人们习惯了土耳其食物的口味，面包的形状和咖啡的口味，特别是土耳其口味的新鲜奶皮，它喷香柔滑，令面包成为难忘的美味。离开土耳其之后，我也只有在塞尔维亚才能吃到这样美味的黄油。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奥斯曼再也不是南斯拉夫的威胁，甚至科索沃也回到了南斯拉夫的版图。历史上的交战成为南斯拉夫如今融合而多元的风貌。听说安德里奇喜欢吃莫斯科饭店咖啡馆里供应的一种叫“一片德国”的蛋糕，这与他早年在德语地区求学的经历有关。如今想来，安德里奇生活的那个“当下”真是幸运的当下，不论是与他少年时代的朋友普林西普相比，还是与他下一辈的作家帕维奇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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