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洲小说的爱好者：伟大梦想与实践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深深堆积在我的记忆里，我爱它们。
我想也是因此，我在日后的漫漫长路中，旅行中总会在欧洲打转，或者以欧洲作为起点。即使这样，我也只是战战兢兢地发了一个大梦，我想在欧洲细细读完欧洲小说金字塔尖上的两部小说，那是爱尔兰的《尤利西斯》和塞尔维亚的《哈扎尔辞典》。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都诞生在动荡的时局中，《尤利西斯》诞生在爱尔兰独立运动中，《哈扎尔辞典》诞生在南斯拉夫解体的阴影渐渐逼近的岁月里，它们都带着强烈的历史地理的痕迹。我是一个持续地热爱在小说中寻找两极的读者，一方面是热爱小说强烈的历史气息，另一方面是热爱小说承载的各种精微的细节。在我看来，一部好小说真是阅读岁月人心的导师，它教你能具体而微地认识文化与历史的形成，也教你如何体贴而仁慈地察觉生活中那些意味深长、但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细节，并且柔和而漫长地造就了你的心灵世界。
我一直觉得，如果能读得精微与敏感，好小说最终会给予读者一份礼物——令一个人能保持一双可以独自流下慈悲之泪的眼睛。这种个人的、隐秘而完美的阅读体验本身也是人生的礼物。
《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正是两部合适的着作。它们都结实巨大，经得起这样的阅读。它们也都细腻而温润，能给予我想要的各种与现实世界的细节联接。
从2005年开始到2013年，我在都柏林发现地理阅读的可能性，然后在爱尔兰各地摸索着自己合适的地理阅读方式：一路走，一路读《尤利西斯》，然后回来写读书笔记。再去，再看，再写。年复一年，真是漫长的旅行。
都柏林每到初夏时分的布鲁姆日，是一众《尤利西斯》书迷渐渐创办起来的阅读节日，也是世上最着名的地理阅读节日。刚刚参加这个布鲁姆日的都柏林漫游时，我还没能力为自己设计一次辽阔大地的地理阅读。但如果没有那年布鲁姆日的漫游，我将一直没有做地理阅读的能力和激情。布鲁姆日是我的阅读老师；那些在都柏林大街小巷里彩色的铜牌和街道上被磨得金光闪闪的地面《尤利西斯》标志，就是我的地图，我的指南，我的导师。
我从都柏林往爱尔兰岛的西面去，是因为乔伊斯小说里的一句话——雪花无声地落在香农河畔黝黯的沼泽地里。那是一个诗意的指引，因此我去了香农河边上的沼泽地。浓绿的岛屿，长风猎猎，仙乐飘飘。绿色笔直的海边悬崖，那深蓝色的浪涛旁，一艘沉船好像大海的纪念碑那样伫立在长满小野花的石灰岩上。
我想，自己是在爱尔兰摸索到了如何在欧洲大地上仔细而安静地读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的，这也是一个欧洲小说爱好者取悦自己的最梦幻的方式了。
所以2013年在土耳其开始读《哈扎尔辞典》时，我好像懂得了自己该如何在地理阅读的旅行里自处，懂得该怎样才能享受这样的旅行。我开始在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的地图上标注，就好像都柏林城里的那些黄铜标识一样。
2013年的土耳其旅行很是令我难忘，因为这欧亚交织之地的故事丰美异常。我只记得从伊斯坦布尔到希拉波利斯古城，我走啊走啊，从来都来不及吃午饭。接着，就是2014年的塞尔维亚旅行。那一年命真好，我那次能在帕维奇家中一边读中文版的《哈扎尔辞典》，一边翻阅帕维奇写作《哈扎尔辞典》时的笔记本，而且还看到了他在写作间隙为自己画的工作速写。真的，阅读的地理旅行在2014年开始带上了一种发梦般的奇异色彩。
到了2015年，我将土耳其与塞尔维亚连接在一起旅行，这是《哈扎尔辞典》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四十天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捕梦者马苏迪一般，在梦中日行千里，晨昏兼程。这一次，在土耳其，我找到了哈扎尔人的墓地；在塞尔维亚，帕维奇遁去梦乡的正午，我得以在他留下的床上躺下，并在那里再次读完了《哈扎尔辞典》描写捕梦术的那一章。那一次，帕维奇夫人正在外面起居室帕维奇写作《哈扎尔辞典》的巴洛克小书桌前，手里捏着帕维奇留下的烟斗，用塞尔维亚语朗读着她丈夫小说中的捕梦者词条。“捕梦者能释读别人的梦，能在梦里日行千里选择住所，能在梦里捕获指定的猎物——人和物或者野兽。一个最古老的捕梦者的札记曾被保存下来，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梦里，我们一如水中的游鱼。我们不时游出水面，望一望世界的沿岸，随即又拼命地快速下沉，因为只有在水底深处，我们才感觉良好。’”这，对她何尝不是一种仪式、一种与丈夫相连的可能性。朗读的间隙，她用自己的牙齿扣在丈夫当年咬住烟斗时留下的齿痕上；那个在伊斯坦布尔买的贵重烟斗嘴上有小小的凹槽，那就是齿痕。在卧室里，有一道自大地边缘反射上来的白光，那正是帕维奇在小说里对梦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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